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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一个封闭的、绝对的价值体系难以建立以及无法纯粹将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社会学的因果关系之上，因此宪法学就需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非完全割裂，使得宪法学既不会脱离现实、又不会丧失其价值根基，这也是诠释学在当代的意义所在。

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中国宪法实施实际上是通过党的领导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共同完成的。由此，中国宪法已经实现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民与公民之间、主权的集体人格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平等格局，承认公民身份，实现了政治社会由平等而自由的公民组成这一基本秩序样态。

王汉斌：关于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这四重正义准则就是我们立约时制宪者确立的最基本正义条件，然而，它们在理论是有张力的：注重国富的功效主义与注重自由的权利主义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三是担心‘权比法大的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看似有矛盾的宪法条款进行解释或修改就是一种制宪者自己与自己的反思均衡，对社会现象做出违宪或修改宪法的决定，就是制宪者与社会之间进行反思均衡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67]。

然而，对于宪法实施而言，重点却不在于实施程序的建设，原因即是，制宪以及宪法实施的程序都是一种不完美程序，它本身的正义依赖于程序的非程序性条件，只有建构并论证这些非程序性条件的正义性，程序产生的结果才是正义的。在宪法目标上，它背靠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暗含有四个基本思想主张：富强、民主、平等与自由。前述流域管理立法的第三项特征其实也就是一大不足之处，说明流域立法缺少规划性，不能未雨绸缪，只会亡羊补牢。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将利益与奉献挂钩。澳大利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流域就是墨累-达令河流域(Murray-Darling River Basin)，它的名字来源于其两条最主要的河流的名字。参与必须有实效，应当对立法产生切实的影响，而不能走形式、走过场。已有学者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认为：大江大河流域的管理属于应当行使国家立法权规范的事项。

[10]从立法过程的角度，我国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公众的立法动议权，对立法建议的渠道、立法建议的受理机构、立法建议的处理程序包括回复等等加以明确规定。[4]在长江采砂问题上，长期存在管理规定政出多门，管理复杂混乱的现象，由此带来了局部河势恶化，危及堤防安全，影响防洪。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宜居之地，然而，近年来却蓝藻频频爆发。所以，在跨行政管辖区的流域中进行利益衡平就必须依靠大量的协商会议来解决。不过2011年9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具有专门流域管理立法的特征。1993年，《墨累-达令流域协议》被法律化，所有参与到协议中的州政府共同通过了《墨累-达令流域法》。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也是在太湖蓝藻爆发，严重影响无锡市民饮水安全，引起中外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出台的。尽管流域管理需要试验性立法，但是，只有全国人大立法才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利益超脱性，避免行政机关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新《水污染防治法》所确立是一种区域管理体制，而新《水法》中所确立的是流域管理体制并未得到新《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的确认，两部法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以及体制和权力上的冲突，缺乏协调性。许多个人、企业和地方为了追逐利润而不顾一切。

因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却仍然保持错误的政绩观，盲目追求GDP的增长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导致流域生态的严重失衡。人类在追求富裕生活的同时，却使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不堪忍受的破坏。

目前我国没有集中的流域管理立法，但是已有较多涉及流域管理的法律。流域管理立法必须适应时代的潮流和流域的实际，总结和借鉴国内外流域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立法具有分散性、多层次性和应急性等特征。根据2007年澳大利亚《水法》的规定，流域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方式主要是提交建议书。1992、1994、1995年连续发生特大水污染事件后，1995年8月，国务院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国家水行动是澳大利亚水资源改革的蓝图，它试图通过流域各州政府共同分担责任提高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对于领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维持疏于注意，或者大而化之，严重影响流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关于专门流域立法，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流域管理机构早就提出了建议，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层次，目前还没有立法出台。

因此，从流域管理过程的角度，当前最需要的是放松对结社的管制，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才能避免一盘散沙，发挥1+1大于2的效果。根据澳大利亚2007年《水法》，制定流域规划的过程中流域管理局必须和流域内各州政府、流域官员委员会以及流域共同体委员会进行协商，而且，流域管理局还必须获得来自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的建议。

它是一个以水为载体，由……若干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形成的统一整体，在系统内部，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或某一区段的局部性调整均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流域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我国领域管理立法还有以下缺点：（一）立法层次不高，位阶偏低。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经验可以提供参考。在此之后，流域管理局应当向社会公开邀请公众对流域规划草案提出建议，并且给流域规划草案征集建议规定了不少于十六周的期限。

硬性强制，强迫打压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一世。[6]（三）地方自主性、协商机制及公众参与不足。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整体论的、不滥用自然资源的、在生态学上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观来指导流域的立法实践。真正开创先例的具有流域综合性立法的《太湖流域管理立法》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稍低。

流域基本法应该包括流域管理和保护的基本原则、流域管理机构的组成、性质、职权由谁确定、怎么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和计算方法、法律责任等等内容。采用生态系统管理的方法，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要素，突出其作为生态保护基本法的特色和地位。

因为，涉及到流域内各州的自治权，联邦政府无法设置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流域管理体制。由于生态保护的管理体制不顺，环保部门难以发挥统一监管作用。

现代社会的管理是在承认利益和利益分化、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回避矛盾，忌谈利益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行政立法的数量远远超过人大立法，由于改革开放需要大量试验性立法，即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重要事项都是国务院制定条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立法机关认为成熟在上升为法律。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91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INC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WF) 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 (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水董事会是一个非政府、公共的、经济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组织。这些委员会应当能够代表直接涉及哈得孙河河口区域的利益，包括来自商业性捕鱼、运动员、研究、保育和休闲娱乐业（界）的代表。对征求的意见是否采纳及其理由缺乏合理的说明和解释，更没用对提意见者的回复。

所以，澳大利亚的水资源管理立法主要以墨累-达令河流域为核心。该规定为确立省界水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

立法不当是生态保护管理体制不顺的原因之一。加强流域管理，改善流域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新价值理念贯彻不够，立法滞后。流域管理尤其是环境保护仅凭行政机关根本无法完成，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解决。